在金元之际的大动乱时期，三晋大地涌现出一大批奇伟宏杰之士。他们以坚忍不懈的努力，为坚守、维护、传播和弘扬中原先进文化，抵制和反对蒙古铁骑南下的屠戮血腥暴政而抗争，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发展进程，其功绩值得在历史上大书特书。在这批才士中，元好问是最为杰出的一位，是金元之际的文化巨人。2007年恰值元好问逝世750周年，他的历史业绩值得我们深深怀念。
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秀容（今山西忻州市忻府区）人，是出身于汉化了的鲜卑族后裔。他不仅是金元之际最有成就的诗人、文学家、史学家，而且是当时杰出的文化活动家，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宗工”，为维护和弘扬中华先进文化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贡献往往为其诗名、文名所掩，历来不被学术界重视，这是不公正的。造成这种学术偏见的原因，是人们至今受皇权主义的影响，对元好问在金元易代之际的所谓气节问题不能客观评价导致。
所谓气节问题，一是元好问在1232年蒙古大军围困汴京时发生了城内金廷西面元帅崔立叛降蒙古事件，其时崔立逼迫元好问、王若虚、刘祁等为之撰功德碑，当时和后世一些人便认为元好问是替叛徒颂功，这是失节行动，而细考史实，元好问等改定碑文只是“止实叙事”，直笔记述，并无什么谀词。二是在围城中元好问上书蒙古国中书令耶律楚才，请求他占领汴京后不要滥杀无辜，更希望他采取措施保护54名金朝才士。这个建议得到耶律楚才的采纳。而这一上书被后世一些学者指责为“境外之交”，有通敌之嫌。三是1252年蒙古入主中原后，元好问与名士张德辉北上草原觐见忽必烈，请他为儒教大宗师，并请免除天下儒户兵赋，得到了准允。这也被人说成投靠新朝统治者。以上三条罪名是否成立，一直在学术界争论不休，莫衷一是。其实，是非不难分辨。关键在论者的价值观、气节观取向不同。以唯物史观来考察，首先历史上的蒙古族不是异族，而是中华民族内部的兄弟民族，历史上的民族战争诚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别，但当时的反抗蒙古军屠杀政策与近现代的反帝斗争仍有性质的不同，不可混为一谈。正如古人所谓“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兄弟之争与反抗外侮毕竟大有分别。而元好问反屠杀、救生灵的动机与效果无疑是正义的，应当肯定。二是判断历史人物的功过，其唯一标准应是看其动机与效果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当时各民族人民的根本利益，也就是看问题要从人民本位的立场出发，不可执著于皇权专制的愚忠原则。以这样的标准，而不是以是否忠于某一封建王朝少数皇室的利益的标准来评量，元好问上述的三条罪名就不能成立。何况元好问撰碑坚持了直笔，他本人又是鲜卑族后裔，尊奉的是中原先进的汉文化。他反对滥杀和保护人士正是为着保存和维护中原先进文化，向忽必烈建议也是为着弘扬儒学仁政而不是向新朝献策镇压无辜的各族百姓。从元好问的一生行事看，有史学家评其为“隐忍激烈，有待而为”，王国维先生称之为“仁人之用心”。正如顾炎武所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者，肉食者谋之；亡天下，虽匹夫之贱，与有责焉。”亡天下，首先是亡文化，元好问不属于肉食者的权贵，不是决策者。他以一介文士为抢救、维护中原先进文化为终身职志，奔走呼号，晚年修筑野史亭，撰写保存金史，又联络了一大批同道，继耶律楚才之后，进劝和影响忽必烈实施以汉法治汉地，改变“屠城”暴政，以适应中原文明的发展，而且终生未在元廷任职，直至病累而死于获鹿的寓舍。这正是在艰难竭蹶中以天下士的身份为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坚忍奋斗，所谓“慷慨赴死易，从容就义难”。元好问不是拼死沙场的武士，而是坚忍抗争的义士；上可以比美司马迁，下可以拟喻于顾炎武、傅山。在中国古代，从来就有“以民为本”和“以君为尊”两种政治观，不过，前者在秦始皇之后被皇权至尊主义遮蔽而边缘化了。而元好问一生恪守的是“以民为本”的崇高职责，不屑与奴儒为伍。故临终嘱弟子为其铭刻墓碑仅曰“诗人元好问之墓”，而不称任何官职。由之可见，元好问的气节是忠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气节，而非拘泥于某一皇权的奴儒愚忠。这在历史上是极为难能可贵的。正是中州万古英雄气，沧海横流要此身。
元好问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为人熟知的是他在动乱年代写下了大量彪炳史册的优秀诗文。他的纪乱诗，描写人民的亡国破家之痛，表抒百姓渴盼和平安定生活的心声，感天地，动鬼神，后人称之为“少陵嫡派”，有“诗史”之目。他的词兼两宋之大成，刚柔相济，开一代新风，后人认为是“集两宋之大成”。他的散曲刚健清新又不乏温柔敦厚，为元曲之开山。他的散文，众体悉备，清新自然，为世所重。他的史著、史论和所编《中州集》，忠于时代，直笔实录，为后世《金史》《元史》多所资取。他的笔记小说《续夷坚志》，记录了社会文化诸层面的种种人事，尤有文献价值。而其现存文集中丰富的史料至今为史家宝库。最可称道的是他不仅立言，而且立德、立功，他自誓“自少日，有志于世，出死以为民”。对此，他勇于实践，亲自奔走于齐鲁燕赵，广交同道，形成了以他为盟主的士人群体，共同推动蒙古权贵改变野蛮血腥的政策向顺应中原农业文明礼治仁政的转变，使元初的社会经济在经过历史逆转后向有利于民众的方向发展，以免于更大动乱的破坏和阻滞。在风尘仆仆的跋涉中，当年的元好问“所在士子从之如市”“四方学者，执羔雁无虚日”，可以考见的弟子有二十多人，其中十三人事迹见于《元史》，十一人有专传，均忽必烈汗廷的一时之选、开国功臣，活跃于政治舞台，从事拯民于水火的正义事业。元好问“出死以为民”的精神何等崇高，而元好问之功可谓伟矣，南宋的家铉翁评曰“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同国之人；生于数百年之后，而视数十百年前，犹吾并世之人……余于是知元子胸怀卓荤，过人远甚。彼小智小私，同室藩篱，一家尔汝，视元子之宏度伟识，溟滓下风矣。”自是正论。“出死以为民”的精神，是元好问留给后人丰富文化遗产的核心，具有千古不朽的价值，是值得我们永远发扬光大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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