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有金百年之元气 著衣冠一代之典型
元好问是金代最负盛名的诗人、史学家，他那沉郁顿挫的诗词，足以和苏东坡、黄庭坚、辛弃疾相媲美，
而他在“穷到箪瓢更屡空”的窘境中执著修史，更是赢得了后世的钦敬。
元好问出生在太原秀容（今山西忻州）的一个书香门第，25岁前便博览群书，淹贯经史，却一直淡泊功名。贞祐二年（1214年）蒙古人的铁骑攻陷秀容后残暴屠城，一时阴霾满天，血雨腥风，弹丸小城竟有10万人惨死于锋镝之下，好问之兄好古也在这场浩劫中罹难。惊恐万状的金宣宗把都城由中京（今北京）迁往南京（今河南商丘），金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蒙古大军继续南下，为躲避兵燹，好问只得四处播迁，辗转于福昌（今河南宜阳）、登封、昆阳（今河南叶县）等地，萍踪浪迹，栖迟无定。兴定五年（1221年），32岁的元好问进士及第，一度在镇平、内乡、南阳（今均属河南）当过县令，也在京城任过行尚书省左司员外郎（正六品）之类的低级官员，但时间都不长。天兴三年（1234年）宋蒙联军灭金于蔡州（今河南汝南），元好问顿时成了绕树三匝、无枝可栖的孤鸟，颠沛流离，终其余生。
“儒生无力荷干戈，乱后篇章感慨多。”面对山河破碎，社稷丘墟，元好问充满切肤之痛，他亲身经历了金朝迁都南京直至覆亡的这段历史，痛定思痛，他把百姓的疮痍、蒙古兵的残暴、国破家亡的悲怆，都一一写进了诗篇，描摹出一幅幅苍凉悲壮的历史画卷。清人赵翼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真是一语破的。但元好问最为关心的是为后世留下一部有关金朝的史书。早在天兴元年（1232年）冬，蒙古兵大举攻金时，京城人心汹汹，一夕数惊，哀宗打算出逃以避兵锋。时任东曹掾、吏部主事的元好问便上书右丞相赛不，请求以小字书写国史一本，以马驮之，随驾而行。赛不见他对朝廷一片悃诚，便慨然允诺。但是国事已不可收拾，修史之事最终成了泡影，使好问唏嘘不已。
金朝覆亡后，元好问徙居聊城，先住佛寺，后居民舍，两年后往依冠氏（今山东冠县）县令赵天锡，一住就是6年，49岁时才返回秀容。在此期间，他生活拮据，数米而炊，环堵萧然，仅蔽风雨。“躭书业力贫犹在，涉世筋骸老不胜”（《十二月十六日还冠氏十八日夜雪》），“分手共伤千里别，低眉常愧六年贫”（《别冠氏诸人》），就是好问困窘生活的写照。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偏偏暮年的元好问又得了足痿病，几处相传他已谢世，甚至有写挽联相祭者，使他哭笑不得。尽管如此，他仍念念不忘修史，“姓名三字金瓯重，事业千年片简青”（《内相杨文献公哀挽三章》），修史是藏之名山、传诸后世的大事。元好问认为国亡而史不可亡，当时金朝耆宿硕儒已凋丧殆尽，修史一事自然就落在了他的肩上：“国亡史作，己所当任”（《金史·元好问传》）。他说，金朝“百年以来明君贤相可传后世之事甚多，不三十年则世人不复知之矣，予所不知者亡，可奈何？其所知者忍弃之而不记耶？”甚至打算这部史书修好后，让子孙后代世代相传，“有不解者就他人训释之，违吾此言非元氏之孙。”（《遗山先生文集·＜南冠录＞引》）可见修史已经成为他唯一的精神寄托。
